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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奎失去了大娃，又放弃了一名子女当工人的指标，村人既佩服老奎的胸怀，又为他的放弃感到惋惜。于是，就有了好多的议论，有的说，老奎不愧是老党员，老支书，思想觉悟就是高。有的则说，老奎太傻了，政府给的好处，该得的还是要得，白白放弃掉做啥？他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该为儿女们考虑呀，这老倒灶怕是真的活苕了。这样说着，人们就越发对他充满了敬意，也充满了同情。
田大脚就把这些听来的话告诉给了杨二宝，末了说：“这老倒灶的大儿子死了，怕是受了刺激，真的活苕了，好端端的把当工人名额作废了。”
杨二宝冷笑了一声说：“你以为他真的活苕了？他比谁都奸！”
田大脚说：“他奸？要是奸的话，他咋会这样？”
杨二宝说：“他能瞒了别人，却瞒不过我。他放弃子女们当工人的指标，无非想在他的老脸上贴金，抬高他的政治地位，混个虚名。”
田大脚说：“儿子都死了，混个虚名能顶啥？”
杨二宝说：“能顶啥？还不是想混着多当几年支书，多当几年人大代表，想在红沙窝村继续一手遮天？”
杨二宝自从与老奎为化肥事件大吵了一次后，他还在记恨着老奎。尤其听到他上乡上告了他，又利用人代会的机会，在分组讨论时又点了他的事，他就越发的气恨，恨不能让他死了。所以，当他听到老奎的大儿子牺牲后，不但不同情，心里还有一丝丝幸灾乐祸——我让你这老松告状，天不报应，人自报应，终让你受到了失去了儿子的痛苦。
那次人代会一完，要不是有人早给他通了风，他差一点又栽在了这老松的手里。通风报信的人说，县工商局要来查他，并给他出了主意。有了主意，也就有了主心骨，什么都好办了，他们要来就来，要查就查，只要我不杀人放火，不偷西摸东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等手抓羊肉吃完，几杯“腾格里”烧酒下肚，查人的人就成了酒肉朋友，心窝窝的话也就掏了出来，说这不是他们的本意，主要是人大作为议案提了出来，他们不来不行，也只好来走一个过场，回去好交代。
扬二宝说：“朋友归朋友，公务归公务，该查的，你们照样查。我知道，这都是那个老松点的火，他说我涨了化肥的价格，涨了就涨了，不涨我拉上它做什么？这是公开的，我又没有藏着掖着，他能把老子的球咬了？他说我在羊毛中糁了沙子，他有什么证据？拿不出证据，我还要告他诬陷罪，让他老松也蹲几天班房子。”
工商局的人就笑着说：“算了，且饶人处需饶人，谁也没有把你怎么样，安安稳稳做你的生意算了。”
酒足饭饱后，工商局的人要走，杨二宝把他们送到街门口，故意放开嗓门说：“王所长，要是不嫌我这土窝窝，以后想吃羊了，想喝酒了就来。今天没有招待好，等到下次，我非让你喝高兴。”他就是故意放开嗓门说，巴不得让村里人都能听到，最好是让那个老松也能听到，他有球本事再告去。
事后，他好好得意了一阵子。他知道他富起来后，村人的心口口儿都不平顺，尤其化肥的事儿，暗地里也沸沸扬扬地说他的坏话。说就说去吧，说了你们也是白说，老子就是富了，让你们眼红死！是的，他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，在他的心灵深处，早就隐藏了一种隐隐的报复心理，一种对红沙窝村的报复心理。当年，你们是怎么恨我的，怎么批斗我的？我就是要活出个人样儿来，让你们看，让全乡的人看，我扬二宝比你们谁都富，比你们谁都活得好。村里人还不知道电视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第一个买来了大彩电，吸引了全村的大人小孩都来看，让他们先新奇，新奇过后了，他就闭门谢客，让他们买不起电视难受去。村里统一规划了住宅区，好多人没有木料盖不起房，他却盖了一院青砖瓦房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阔气得不得了。又专门请了工匠，将街门楼子做得古色古香，彩梁画柱，飞檐拱斗，本就不同一般，加之两旁又安放了一对石狮，更是不同寻常。竣工后，他请城里的一位书法家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为“翻身不忘毛主席”，下联为“致富全靠*”。村人进来看了，都啧啧舌头说，这房子，要比过去的老地主家的，不知阔了多少倍。村人来了，他就递烟敬酒，热情接待。你们来了就好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就是想让你们来看看，想让你们知道，我的庄子要比过去地主老财家的还要阔。他的女儿出嫁了，嫁给了张西。张西既是他的木工徒弟，也是他的汽车师傅。女儿的嫁妆就是那辆东风牌大卡车。左方右圆的人都看傻了，都很羡慕张西，说张西咋有那个好命，跌倒爬起来了就拾了一块大金砖。卡车给了女儿，他接着又买了一辆康明斯，开进村子后，人们又围了来看，又看傻了眼，说杨二宝真有能耐，无法同他比，谁都无法同他比。
随着他与村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，他的报复心理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当大家渐渐对他的一切不再关注，不再感兴趣时，他才发现，他与村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疏远了。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，村子要修通往镇上的路，老路不能通车，他从沙地上穿行时，车被陷进了沙土中，上不去，又倒不回。村人在不远处修公路，都在看着他，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单。后来送货上西宁，在一个旅馆里，他听到了一个与他近似的故事，触动很大。那个故事是一个采购员讲的，采购员说，他们乡上有个暴发户，这个人只认钱，不认人，村人有了难处向他借钱，他就放高利贷，别人上城搭他的车，他还要收费。后来他家真是富了，就修了一座小木楼，独立村头，鹤立鸡群，与村人拉开了很大的差距。有一天，木楼突然失火了，乡邻们都围去观望，却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救火。当时火势还小，如果观望的那些人上去，每人泼一桶水，就可将火扑灭。可是，他们就是不救。楼主急了，就仰求众人来救火。有人就玩笑说，泼一桶水多少钱？楼主说，你们不救算了，我自己救。大家就看着笑。片刻之间，火势越猛，楼主喊，一桶五元，谁来救？大家都笑着说，我们不挣你的钱，你还是留着放高利贷吧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火势更大了，楼主说，一桶十元。众人说，一百元也无法救了。楼主又喊，一桶二十元。喊声刚落，突然轰隆一声，楼已坍塌。大家就幸灾乐祸地说，不该你的，你得了也要失掉，谁让你贪！
杨二宝听了这个故事，好一阵心慌，好一阵后怕，他觉得这故事就是专门给他提醒的。他现在与村人的关系虽没有到了那个程度，但也很隔散，如果不再改善，积怨久了，必然引起公愤，一旦有了不利于自己的时候，必要犯在众人手里。
自此，他不得不想办法，调整与乡邻们的关系，搞好人缘。当他得知县上号召个人集资办学，凡捐款达一万元者，要挂匾立传，流芳百世。杨二宝思谋了几天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不仅可以改善他与乡邻之间的关系，更主要的是，含有政治色彩，可以给他镀上一层金光，成了他的一道护身符，对他今天的事业大有好处。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。该放血，就必须放，这样，他才能确立他在乡邻中的中心地位。于是，他决定要捐，不仅要捐，而且要捐两万。田大脚一听捐两万，就有些心疼，说你再掂量一下，两万元，可不是个小数字呀。在当时，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。那时，全乡的万元户也没有几家，他一下捐出两万元，是不是太多了？杨二宝说，想好了，就出两万。田大脚说，捐一万也就差不多了，捐两万，太多了。杨二宝说，时下讲经济效益，也讲社会效益，你不要心疼，这两万元讲的是社会效益。等我捐了，有了效益，你就会知道我捐得值。
当他给红沙窝村小学的当家人说了要捐两万元后，村小的老校长激动得不得了，当即，这位老校长把这件事儿汇报给了镇辅导站，镇辅导站又汇报给了县教育局，教育局又汇报给了主管文教的县长书记。县上就在红沙窝村校召开了一个捐款挂匾仪式。乡上的领导也都来了，还来了照相的记者。在捐款仪式上，县长为他披了红，挂了彩，说他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富了不忘众乡亲，他的这一善举，是造福子孙，流芳百世的大好事。还讲了如何向他学习的话。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，是给他送匾，大车小车一起开到了他的家门口，县长把那幅刻着“恩及桑梓”的大匾亲自交给了他。趁此机会，他又给村里包了一场电影。虽然这一次花了不少钱，但是，这一次花得值，真正花在了点子上。没几天，他捐资办校的事儿就被登在了地区的报纸上，还登了他从县长手里接匾的大照片。后来，他到县工商、交警部门去办事，办事人员就说，你就是杨二宝吗？你可是我们县上的大名人呀，谁都知道你富了不忘众乡亲，为村校捐资办学的事儿。说笑间，他的事儿也就顺利的办完了。他就越发觉得这两万元钱出得值，等于给他做了一个活广告。接下来，县政协换届，他又当上了政协委员。开会那几天，县上领导不叫他杨二宝，也不叫他老杨，而是叫他杨委员，他一听到别人这样称呼他，心里就滋润得不得了。
现在，他什么都不愁，什么也不缺，唯一的希望就是两个儿子能有个出息，能胜过老奎的儿女。他哪方面都赢了老奎，不希望到子女们这一辈，败在老奎的子女们的手下。前几年，老奎的大娃参了军后，他曾有过一丝丝心理上的不平衡，生怕开德将来有了出息，当上了干部，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，反显出他的子女们无能。没想到还不到三年，开德就结束了他的生命，这无疑给了老奎最致命的一击。他为此而幸灾乐祸过，觉得这是老天的报应，让这老松承受一下失子之痛也很解恨，也使他的下一代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但是，恨过了，气过了，心里还是觉得开德是个好娃，死得真有些可惜。他虽然还在记恨着老奎，但无论怎样记恨，也不该在他的子女身上出气，这样想来，觉得自己先前的幸灾乐祸有些太不地道了。
